汉阳陵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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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 汉阳陵博物馆位于西安市市区北边约20公里处，渭河北岸的黄土台原上。
- 汉阳陵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依托西汉景帝与王皇后同茔异穴合葬的阳陵陵园而建，是一座巧妙融合现代科技与古代文明、历史文化与园林景观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属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国最大的汉文化核心景区。
-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141年）是西汉第四位皇帝，在位17年。执政期间，他崇奉“黄老之术”，轻摇薄赋，减笞去刑，和亲匈奴，与民休息，据史书记载，当时社会“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与其父汉文帝刘恒共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治国安邦的黄金时代，被后世赞誉为“文景之治”，为其子汉武帝刘彻开疆拓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 汉阳陵始建于公元前153年，至公元前126年竣工，陵园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修建时间长达28年。
- 经过三十多年的考古勘探发掘，现已探明，汉阳陵主要由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帝陵坐西向东，被81条呈放射状的陪葬坑簇拥着，其四周则分布着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及礼制建筑遗址等；宽110米的司马道向东直通5公里之外的阳陵邑，司马道南北两侧整齐排列着王侯将相和文武百官的陪葬墓10000余座，一如当年天子临朝时大臣位列两班的威仪。
- 陵区内200多座陪葬坑中出土的武士俑披坚执鋭、严阵以待，仕女俑宽衣博带、美目流盼，动物俑累千成万、生动异常。可以说汉阳陵是中国封建帝王“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空前盛行的真实体现，也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帝陵陵园，因而成为科学工作者研究汉代帝王陵寝制度和丧葬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旅行笔记
Tips
门票
- 淡季：1、2、12月份，55元/人。
- 旺季：80元/人。
交通
- 可以乘坐很多路车，先到位于西安市未央大道北面的张家堡车站。再转乘从大唐芙蓉园出发，经过大雁塔的“游4”路公交车，终点就是汉阳陵博物馆。
- 张家堡距离汉阳陵博物馆大概10公里，可以搭乘出租车往返。较为方便。
“游4”现在每天只有4班车，大概的时间是8点、10点、12点、下午2点，返回市区的车从博物馆出发，每天也只有4趟。如果赶不上公交车，就很难回来。
- 建议不要乘坐“游10”前往汉阳陵博物馆。下车后还要走很长一段偏僻的路，很不方便。
相册
相关人物
1、汉景帝
西汉孝景皇帝刘启（前188年－前141年），汉文帝刘恒之四子，母窦漪房。汉朝第六位皇帝（前157年—前141年在位），在位16年，享年48岁。前141年正月甲子崩于未央宮，二月癸酉葬于阳陵（今陕西高陵县西南）。谥号孝景皇帝。在位期间，主要是削诸侯封地，平定七国之乱，巩固中央集权，勤俭治国，发展生产。
生平
为太子時，一次因输棋而拿棋盘打死了吴王刘濞（音同鼻）之子，从此与刘濞结怨。
景帝三年（前154年），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景帝听从，引起那些早就想反叛的诸侯王们的不满，于是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七国之乱开始了。
七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叛乱，欲夺天下，景帝在众臣的压迫下被迫腰斩晁错后，七国之乱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占领了不少土地。景帝无可奈何，只得派周亚夫，窦婴镇压，前后三个月即平定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以后，景帝开始专心打理朝政，据说景帝十分朴素，仁厚爱民。除了平定七国之乱以外，从来没有用过兵，依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景帝减少赋税，兴修水利，减少刑罚，要求对人心不服的案子进行重审，以免冤狱发生。百姓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创造了大量财富，其间百姓富裕，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安乐，一派盛世景象，与其父汉文帝统治时期并称“文景之治”。
2、汉文帝
西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前202年－前157年），汉高祖第四子，母薄氏。西汉第五位皇帝（前180年—前157年在位），在位23年，享年47岁。葬于霸陵（在今陕西长安区东）。其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也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
生平
刘恒在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封为代王，其为人宽容平和，在政治上保持低调。
吕后在杀害刘邦爱姬戚夫人和其子赵王刘如意后，曾提议代王刘恒出任赵王，被刘恒巧妙拒绝，故而才能在吕后专权时期得以保命。
吕后死后，吕后一族外戚欲作乱。大臣陈平、周勃，宗室刘章等人以计谋骗来兵权，消灭了掌握兵权的吕氏外戚，打算拥立新皇帝。因刘恒是刘邦当时现存年纪最长之子，又宽厚孝顺。且刘恒之母薄氏的家族也较不强势。于是大臣们拥立代王刘恒即皇帝位，是为汉文帝；并且黜杀了汉惠帝之子汉后少帝刘弘。
汉文帝重用邓通，“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又将四川的铜山赐给邓通，准他任意铸钱，史称“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前157年，六月己亥，汉文帝崩于长安未央宫，死后葬霸陵。
评价
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衣着朴素，废除酷刑，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当时百姓富裕，天下小康。史家将汉文帝与其子汉景帝统治时期称为文景之治，奉为贤明帝王的典范。但文帝在位时，仍然存在诸王国势力过大、匈奴入侵内地等问题。西汉末年的刘向曾对孝成皇帝问，评价文帝“（讼狱）治理不能过中宗（汉宣帝）之世”、“似不及中宗之世，不可以为升平”。
道德方面，文帝亦曾亲自为母亲薄氏尝药，深具孝心。
背景资料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汉初，社会经济衰弱，朝廷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減為三十稅一。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损耗国力。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文帝生活也十分借鉴，宫室内车骑衣服沒有增添，衣不曳地，帏帐不施纹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修养生息的政策。
汉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科农桑，根据戶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員，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史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寒暑·食货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黄老之术
黄老之术是属于假托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以及崇尚道家思想中的清净俭约作为西汉初的政策方针。
政策背景：西汉帝国建制初经过三年反秦战争一年的楚汉相争之后，原本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大量流失，当时西汉丞相萧何为了让流失人口快速回到原有工作岗位上以及减少多余的政策支出和浪费，制定出“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俭约”三大政策方针作为西汉帝国建制初年的政府政策大纲。
政策制定者：萧何、张良。
政策实践推广者：曹参、陈平、汉文帝。
政策实施体制精神：以道家的清静俭约作为官员以身作则奉行的圭臬，以无为的政策推行方法取代有为的积极实行。
汉家陵阙
陵墓，既是保存古代文化的宝库，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忠实记录。在漫长的岁月里，陕西境内留下了无数帝王嫔妃、王公贵族、功臣名相的陵园墓地。“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挲高冢卧麒麟。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金代诗人赵秉文的诗句，就形象揭示了陕西境内陵墓众多的文化现象。这些陵墓，每座都能开启一个神异的世界，每座都能唤起无尽的沉思与遐想。“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闕”。这首脍炙人口的《忆秦娥》相传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游览秦汉旧迹，面对西汉帝王陵，触景生情所发出的一段感慨。
汉朝规定，从新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起，国家每年要拿出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建设帝陵。国家对帝陵建设如此重视、投入如此之高，所以一个时代的帝陵就凝聚着举国上下的财力、物力、科技和情感理念，也最能体现当时的整体经济水平、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
陕西关中的西汉帝王陵墓共有11座，除汉文帝霸陵、汉宣帝的杜陵建于长安城东南郊外，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共9座帝陵均建于长安城西北郊、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它们在黄土原上自东向西横亘百里，基本形成一条直线，陵丘垒垒，历历在目，被称为“中国的帝王谷”。当年，一座座巨大的陵墓，与隔河相望的长安城中的宏伟宫殿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壮观的景象。然而，岁月流逝，沧桑巨变，昔日的帝王豪华，已化为烟云，只剩下那陵丘仍高高耸立，默默诉说着当年帝王的风采。
在这九座陵墓中，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个陵还设有中央直辖的县邑，合称五陵邑，咸阳原也被称为五陵原。五座陵邑的住户主要是从全国各地迁来的天下富豪或有地位的人。因为五陵邑多官宦富户，且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所以其子弟往往游手好闲、滋事生非，以后成语“五陵少年”就由此而生，作为纨绔子弟的代称。这也是汉长安作为全国最富足的城市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当然，这里也集中了不少著名的学者，故又使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文地理区域，无论是对我国古代哲学、史学，还是文学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一家居住安陵邑，大史学家司马迁、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以及大儒董仲舒曾迁居茂陵，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梁鸿、孟光就是平陵邑人氏。
西汉帝陵的形制有两类：一类是因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如霸陵。其他10陵则封土为陵，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一般底部约150—170米见方，高约20—30余米。陵园以巨大的坟丘为中心营建，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四周有夯土围墙，每边墙的正中设门，称为司马门，司马门的两旁建有门阙。帝陵坐西向东，东门称东司马门，门前有向东延伸的大道，称为司马道。每座帝陵旁都有附葬的皇后陵。西汉实行帝后合葬，但同茔不同穴，即葬于同一墓地，又各有陵园、陵冢，坟丘亦较帝陵为小。皇后陵多位于帝陵之东，也有少数后陵位于帝陵西、南。陵园之旁建寝殿、便殿和庙一类的建筑。帝陵之东，沿司马道两侧又有为数众多的皇亲国戚、功臣元勋的陪葬墓。西汉皇帝陵墓以帝陵为中心的复杂而规整的布局，显示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汉代帝陵的形制为中国古代皇帝的陵墓制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帝陵制度有很大影响。
茂陵是咸阳原上九座帝陵中最高最大的一座。今实测高46.5米，底边长约240米，折合土方一百多万立方米，这当然与汉武帝时国力达到极盛和茂陵修建时间特别长有关。汉武帝在位54年，他的陵墓茂陵就建设了53年，到晚年他人还健在，但茂陵中早已装得满满的，再也放不进去任何陪葬品。公元25年，赤眉军攻取长安，“破茂陵取物”，从此，每有政治动乱，茂陵就成为盗掘对象。唐代李贺在有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咏叹道：“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说的是曹魏时将茂陵陵园陪葬的金铜仙人运往洛阳，铜人不愿离去、潸然泪下的故事，因为铜人太重，途经长安东郊时被迫弃置在一座原上，所以直到唐代，这座原还叫做铜人原。由此可知当初茂陵陵园是安放有巨大铜人的，这也可见茂陵建设的豪华程度。1981年，茂陵东侧出土鎏金铜马、鎏金竹节熏炉等珍贵文物200余件，其富丽奢华堪与秦始皇陵出土文物相匹。茂陵陵园周围筑有边长400米、墙基宽5.8米的方形城垣，东、西、北门遗址至今可见。为修陵、护陵以及繁荣陵区生活而设置茂陵县，迁徙来的人口多达27万，为西汉“五陵邑”之冠，其繁华甲于天下，甚至长安城中的达官显贵也以能迁居茂陵为荣。
在茂陵附近还有十多座陪葬墓，均无地面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有汉帝国杰出的军事将领卫青、霍去病的墓，由于他们抗御匈奴的伟大功绩，所以将他们的墓分别堆成山形，象征阴山和祁连山，以纪念他们所取得的阴山大捷和祁连山大捷。尤其是霍去病，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有象征祁连山的墓冢以及墓前石刻，更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绝响。
由于茂陵周围不断出土珍贵文物，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著名的茂陵石刻，现在霍去病墓原址上建有茂陵博物馆。
西汉帝陵的地宫虽然没有发掘，但考古工作者对帝陵周围的陵寝建筑、陪葬墓、从葬坑等已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并获得了众多重大的发现。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最多的是汉景帝阳陵。
汉阳陵位于西安以北大约20多公里渭河北岸的二级台塬地上，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同莹异穴的合葬陵园，始建于公元前153年。在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群中，它雄居最东。这里地势高亢，泾河蜿蜒于北，渭水奔腾于南，两河在陵东不远处交汇，阳陵居两水之间，形成一种挟双龙而东向的气势和“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观。在苍凉厚重的黄土台地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雄浑、壮阔与沧桑。
对于汉阳陵的考古调查始上个世纪的70年代。199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随工清理和考古勘探。从已经公布的考古资料看，在西汉帝王陵园的考古发掘、勘探调查和研究工作中，汉阳陵是目前工作最为深入周详，成果最为显著的一个。这些考古研究成果，正在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和引用，成为科学工作者破解西汉帝王陵寝制度和丧葬文化的重要资料。
现已初步探明，整个汉阳陵占地大约二十平方公里，主要由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几部分组成。帝陵坐西朝东，封土高约31米。宽约110米的司马道平坦如砥，向东延伸7华里直达陵邑──那里曾是富豪云集、商贾出没的繁华所在，为我国最早的小城镇建筑遗址之一。而司马道东部两侧又密密麻麻排列着汉代不同时期王侯将相和文武百官的陪葬墓园，计有大小和规格不等的墓葬近万座，一如当年天子临朝时大臣位列两班的威仪。在帝陵陵园四周则规矩分布着后陵、南北从葬坑以及不同建筑基址。帝陵陵园南门阙是目前发掘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三出阙遗址，它的发掘对于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在这一遗址上建有复原的汉代阙楼已探明的190多个各类从葬坑达内，埋藏品也极为丰富，或为披坚执锐、英姿勃勃的武士俑，或为宽衣博带，秀姿绰约的仕女俑，或为身遭斧钺，神情诡秘的宦官俑，或为成群成组、栩栩如生的猪、马、牛、羊、狗、鸡等动物陶塑，或为品类繁多的各种生活器具和兵器，总数达10余万件。其中以陶俑和各种动物俑最为有名。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赤身裸体且没有双臂。据研究，这些陶俑在刚刚完工时都身着各色美丽的服饰，胳膊为木制，插入陶俑胳膊上的圆孔，以便木胳膊可以灵活转动，但经过千年的风霜之后，衣服与木胳膊都已腐朽，因此只剩下了裸露而残缺的身躯。兵马俑的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女子，大多面目清秀，身材匀称，但也有一些颧骨突起，面貌奇异，可能是当时的异民族兵员。比起秦始皇兵马俑的肃穆与刚烈，阳陵汉俑显得平和而从容，正反映了“文景之治”时期安定的社会氛围。
虽然，就整个陵园的埋藏来说，目前正式考古发掘的面积还非常有限，但是依据已有的考古勘探成果和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制推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文物宝库。那神秘莫测的地下王国正是两千多年前文景盛世的翻版和再现。
依托汉阳陵、依靠丰富的出土文物而在陵区内建起的占地3000余亩的汉阳陵博物馆不但是当今国内占地面积最大的博物馆，而且也是陕西重要的汉文化核心景区。2006年建成开放的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则被誉为世界第一座地下博物馆。外藏坑是阳陵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帝陵封土四周共有81座。帝陵外藏坑遗址保护展示厅是在帝陵封土东北已发掘的10条外藏坑上构建而成的全地下建筑，是世界上第一座采用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建成的全地下遗址博物馆。馆内由中空镀镆电加热玻璃幕墙和通道将文物和游客分隔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温湿度环境中，在最大限度科学保护文物遗存的前提下，使游客在充满神秘感的环境中近距离、多角度欣赏大量的文物遗存，领略世界一流的文物保护技术和展示方式，了解文物考古发掘和保护利用的最新成果。此外，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影视成像技术演绎当年真实历史事件的幻影成像节目，穿越时空，也把游客的思绪拉回到昔日西汉皇帝丰富多彩的宫廷生活中。总之，汉阳陵博物馆正以其先进、科学的文物保护理念与手段以及新颖独特的文物展示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
面对“西风残照”中的“汉家陵阙”，李白及其词中的主人公的感觉当然是凄冷清苦。今天，由于有考古发掘提供的众多精美文物以及由文物所还原的汉代社会，同样是在“汉家陵阙”，我们感受到的当然是汉代社会的繁荣强大和汉代艺术的雄浑博大。
汉代的艺术作品最著名的当属霍去病墓前石刻。这些作品是汉武帝为了表彰、纪念英年早逝的霍去病而下令雕造的，是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型石刻作品。其构思独特、内容丰富、因材随形、气势雄浑，为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空前之作。目前尚存的有16件，包括马、牛、羊、象、虎、猪、鱼、怪兽食羊、人与熊斗等题材，其中以主像马踏匈奴石雕像最重要。该雕像采用象征手法，以一人一马来表现霍去病击败匈奴这一主题，是一曲英雄主义的光辉颂歌；其他作品则各以自己独特的表现加强了雕刻群形式的变化并丰富深化了主题，总体上显示出刚健质朴、粗犷豪放、恢弘大气的风格。鲁迅先生说“唯汉唐文化深沉雄大”，也是以它们为典型证据的，这说出了霍去病墓前石刻在今天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汉代是我国陶俑制作的第一个鼎盛时期。陕西出土汉俑无论数量、种类及其精美程度在全国均位列前茅。从考古实物看，汉代陶俑比之秦代陶俑不但种类更加多样化，而且形象也更加生活化。汉代陶俑既有威严壮观的送葬军队，也有端庄娴雅的宫廷侍女，还有数量众多供家居享乐的侍从舞俑以及马、牛、羊、鸡、鸭、猪等牲畜家禽形象。总之，大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汉俑都有表现。与军阵森严的秦俑相比，汉俑更富于强烈的现实生活情趣。透过种类繁多的陶俑，不但可以全面了解汉代陶俑艺术的发展成就，而且还可以真切感受到汉代社会的繁荣，以及豪迈奔放的时代风貌。
在形体方面，汉俑与秦俑相比显得非常瘦小，如同样是军阵，1965年在咸阳杨家湾出土了骑马俑583个，各种人俑1965个。陶俑仅44.5—48.5厘米，不及秦俑体高的三分之一，骑马俑连马通高也只有50—80 厘米，而且马匹与骑俑的比例是失调的，马匹过大，人物偏小。秦汉王朝是紧连着的两个朝代，但为何在陶俑的制作上差异如此之大？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汉初经过秦末战争后，经济凋敝，国家财政收入不如秦朝，无力制作象秦朝那样大体量的陶俑。实际上，原因并不在经济或财力方面，如当汉朝在汉武帝时期达到文治武功的高峰时，当时的陶俑形体也未见有什么增大。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两个王朝统治者文化观念的不同。虽然秦汉都定都关中，但秦朝的统治者是本地人，他们深受传统秦文化“尚大”、以大为美的文化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宫室建筑还是造型艺术，在个体上均强调大体量，在总体上追求宏大的艺术效果。而汉朝统治者来自南方楚地，他们虽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承袭了秦代的体制，但是在文化观念方面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文化的神秘、浪漫特质决定了汉朝的陶俑制作不可能在有形的体量上多倾心力，而是着力追求无形的气韵生动。虽然由萧何主持修建的未央宫与阿房宫一样壮丽无比，但此举却令汉高祖刘邦大发脾气。在萧何因天下未定，所以建宫室以安定民心，以及“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一番解释后，这才令刘邦转怒为喜。萧何的解释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未央宫之所以建造得如此巍峨壮丽，无关乎审美观念，完全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强调的是政治意义，而且是特例。观念的不同决定了选择的不同。正如两个富翁，由于金钱观和人生观不同，一个挥金如土，醉生梦死，而一个含而不露，深居简出，仍然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至于秦俑的形象是仿真的、等比例的，汉俑的比例是失调的，也是由于观念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造成的。秦时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而汉人追求的是注重气韵的写意手法。
虽然汉俑的形体不如秦俑高大、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是在用个体美组合出整体美、注重整体气势及宏观的艺术效果方面，它又与秦俑一脉相承，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个体的塑造方面，汉俑的艺术性明显比秦俑有了较大的提高。其造型优美，姿态生动传神，极富动感，与汉代画像石、壁画一样，颇得艺术的真谛，是历代墓俑艺术中价值最高的作品。
汉代陶俑中虽然不乏写实传神之作，但总体说来，汉代陶俑以写意为主。由于形体较小，汉俑并未注重身体细部的精雕细刻，只是象征性地、粗轮廓地加以描绘，更多地是使用夸张手法，赋予其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此形成了汉俑天真浪漫、古朴雄浑、简约传神的独特艺术风格。汉代陶俑以写意为主，追求内在气韵之美的审美倾向还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自汉以后，艺术已不再是对自然物纯客观地描述，而逐渐成为人们理想与性情的寄托。
汉代文物中的瓦当，是中国古代瓦当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而陕西出土的汉代瓦当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国内无可匹敌。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建筑材料即所谓“秦砖汉瓦”，因为质地坚实、制作规整而著称于中国建筑史，它们提高了建筑物的质量、并改变了建筑物的外观。瓦当本来的用途是套在建筑物椽子头上以遮风避雨，但因为上面有文字或图案，使其属性起了变化。文字瓦当多用于宫殿、帝王陵墓、官署等，而且本身多为吉祥语，如“长生无极”、“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大宜子孙”等，其中如“长陵东（西）当”、“六畜蕃息”、“马甲天下”、“鹿甲天下”、“华仓”等说明了瓦当所在地的性质，兼有标识的作用，这在研究历史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汉并天下”是对汉王朝统一天下的一种总结；最有名的十二字瓦当“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是对历史的一种赞颂，而同为十二字的“与民世世天地相方永安中正”则是对汉代儒家的社会观的一种归纳，这都是极为罕见的瓦当珍品。文字瓦当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书法方面，圆形的当面上，文字或居中央，或环绕一圈排开，布局巧妙而舒展，笔画朴实而苍劲，不但古拙奥雅，而且神完气足，表明中国的书法发展到汉代，已经高度成熟，可以不受空间与位置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并愈来愈成为一种独立于实用功能之外的抽象艺术。
图案瓦当的图案有云纹、雷纹、花瓣纹和几何图案等，而四神纹是其中最负盛名者。四神是指东方的青龙、西方的白虎、南方的朱雀、北方的玄武，它们作为代表不同星座、不同方位、不同季节的神话动物，早在战国时已出现，但到西汉时特别流行，所以重要建筑的瓦当上，往往采用四神图案。朱雀展翅欲飞，玄武神秘莫测，白虎张牙舞爪，而青龙蜷曲盘绕，丝毫也没有狭小当面的限制，构图的巧妙弥补了空间的局限，使人感到一种广阔无垠的意境，感到一种开张而疏朗的美。由于瓦当上面有了文字或图案，中国人对文字具有神圣感的传统，使瓦当由一种实用的建筑材料转化为精神文化、艺术文化的载体和产品，成为一种直登艺术殿堂的重要文化产品。
汉代陕西的铜镜，它的数量与质量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铜镜与商周青铜器一样，也是由铜与锡的合金青铜制成，只是在铸造时，配方中锡的比例最高，以使铸出的铜镜特别明亮。这种根据不同需要决定不同配方的铸造技术，早在战国时已经成熟，并且记录在技术性的专著《考工记》中，而到了西汉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一种近乎理想的完美程度。铜镜本来也只是一种梳妆用的生活品，但从很早时候起，由于镜背所铸的图案和文字，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演化成了精神与情感的寄托，成了辟邪的吉祥物，成了点缀生活的装饰品。随着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汉代的青铜铸造总体上讲已大不如前，但铜镜的制作却愈来愈精美，日渐成为独特而高雅的艺术品，这或许是人们将从前铸造青铜器的极度热情，又重新倾注到制作铜镜上来的缘故。人们用华丽的辞藻写成铭文，环绕镜背一圈，多半是祝愿长生不老、幸福安康、子孙繁衍、得道成仙的意思，铭文采用篆书，书法十分精美隽秀，本身就有着很强的装饰意味，再加上各种典雅精致的图案，铜镜变成重要的室内装饰品，于是平时都是用镜背的文字、图案对着人，只是到梳妆时才用正面，人的审美需求压倒了实用功能，导致了铜镜使用中的错位。为了达到辟邪的目的，在大门口也经常悬挂铜镜以驱吓邪鬼，这种风俗至今犹存，特别是家中有病人或生小孩时更要挂镜。铜镜很重要的一个禀赋是不虚美、不隐恶，代表的是真实与诚信，因之汉人订婚时要以铜镜作为信物，而夫妇双方若一方先去世，就要在墓中陪葬半面铜镜，等另一方去世时再加上另外半面合葬，这就是“破镜重圆”的本来含义。后来引申演绎，“破镜重圆”也表示夫妻离异而又复合的爱情转折意思。铜镜图案有写实的动物纹，有抽象的几何纹，有人物故事，有神仙鬼怪，由于种类繁多，因之关于铜镜逐渐衍化为一种包括复杂内容的文化，并且波及到邻国的朝鲜、日本，他们那里不断出土古代的铜镜，有来自中国的，也有自产的，因之有学者还提出一个“铜镜文化圈”的概念。汉代铜镜中最神奇的是一种能反射镜背图案的“透光镜”，使看到这种奇怪现象的人大惑不解，以为是魔幻所致。这当中实际包含的是一种高深的光学原理，制作上也特别复杂，直到近几年才由科学家揭开谜底，使它的真相能大白于天下。综观陕西所出的汉代铜镜，饱含人文精神，所表达的意境深远而空灵，情调浪漫而达观，再加上古代第一流的制作水平，使它成为中华文明中一个有很高价值的艺术门类。
在陕西，还有一类雕刻作品画像石也非常有名，由于画像石的图像都是斧凿以代笔刻出来的，故又称为是雕刻出来的“画”。 我国汉画像石的发现，大致有三个中心地带：一是鲁苏皖，二是豫南鄂北，三是陕北和晋西北。陕北的汉画像石发现较早，数量也多，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地域特色鲜明，在全国同类文物中占突出地位。陕北汉画像石目前出土已逾800余件。主要集中于榆林市的绥德、米脂、神木等区县，尤以绥德出土最多。在内容上，陕北汉画像石涉及社会生活、神话、宗教、历史掌故、装饰纹样等诸多方面。特别是描绘陕北高原地带生产活动的农耕、畜牧、田猎和农耕作物等题材独具特色。从造型与雕刻方法看，陕北汉画像石图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物、动物浑厚、拙朴的形象和以体、面造型的方式产生艺术冲击力的，而不同于其他地区画像石所惯常采用的以线造型模式。陕北汉画像石主要运用一种深剔的平面刻法进行图像的塑造，这种方法是在磨光并勾勒好画稿的石面上，剔去图像外的空白，使图像呈现平面凸起，再施以彩绘，而在平面凸起的部位一般并不加雕刻，由此形成了质朴简洁、独具一格的风格。
到了东汉时，随着全国性刻石风气的盛行，在陕西也出现了大量的碑石。保存至今而著名的有《仓颉庙碑》，以及《武都太守碑》、《唐公房碑》和在陕南汉中的一批摩崖石刻，而其中声名最盛的当是在陕西合阳发现的《曹全碑》。它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是汉代隶书的典范性作品。其字体呈扁平状，秀美规整，属汉隶中“婉约”一派，将汉隶“蚕头雁尾”的书写特征和内在的含蓄温柔体现得淋漓尽致，被视为现存汉隶中的极品，它成了人们学习汉隶的经典般首选教材。如今，这些汉代碑石大都保存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和陕南的汉中博物馆中，是各馆引以为自豪的珍贵藏品。
汉唐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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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汉唐雄风 葛剑雄
不久前参加一次广播联线采访，有一位听众提问：“中国文化能够领先于世界几千年，究竟有什么特点？”我听了不知从何说起，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否定他的前提，但看来他这样的认识由来已久，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最近，电视片《望长安》播出后，有记者电话，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汉朝、唐朝能领先于世界？”
类似的说法或概念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已根深蒂固；不仅存在于民众，连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历史学者也是这样认为，并且以此教育学生和公众。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项严肃规范的研究成果可以支持这样的结论。
要说一个国家领先于其他国家或全世界，必须进行具体的比较，或者它们之间有过竞争并产生结果，至少有过比较频繁的接触才能作出大致的判断。可惜无论汉朝或唐朝，与当时的世界或其他强国之间都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汉朝与罗马帝国大致同时，但基本没有交往，更没有正面接触。在中国史料中曾提到来自“大秦”的“使者”和“眩人”，前者显然并无正式使命，只是汉朝方面的一面之词，后者不过是流落的杂技艺人。东汉的甘英曾奉命出使大秦，但到波斯湾就知难而返。虽然不能排除双方偶尔会有间接的人员交往，但相互的了解完全不足以作出大致准确的比较和判断。唐朝与外界的联系和接触远胜汉朝，但与大批外族、外国人来到唐朝相反，唐朝人几乎没有涉足境外。除了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的民众外，有限的例子都不是出于主动。玄奘去印度是为了求法取经，回国后一心译经弘法。要不是唐太宗要求，连《大唐西域记》也不会问世。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好不容易才返回唐朝，因族叔杜佑编纂《通典》才留下千余字的《经行记》（其中有杜环亲历的阿拉伯帝国的记载）。
如果要作实力的比较，最重要的无非是人口、疆域以及军事实力。汉朝的人口最高为6000余万，最低不足2000万。罗马帝国人口高峰估计在7000万左右，甚至有历史学家估计为1亿。汉朝的稳定疆域是400多万平方公里，西域都护府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但除了西汉后期的60年能延续控制外，其他时间时断时续。罗马帝国的疆域也不固定，但其极盛时期并不亚于汉朝。唐朝人口最多时有8000多万，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但唐初人口只有2500万左右，急得唐太宗下令全国寡妇改嫁。唐朝后期的人口已减至约4000万。唐朝的疆域最西曾达到咸海和阿姆河流域，最东包括朝鲜半岛大部，但为期不过数年。对一度拥有的辽阔边疆，一般仅设立羁縻政权或军事监护，真正稳定统治的疆域不超过汉朝，安史之乱后还不如。与阿拉伯帝国的极盛疆域相比，唐朝并无优势可言。汉朝在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是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陈汤灭郅支单于时可能曾遭遇过罗马的游兵散勇，但从未与罗马帝国的军队作战。被唐朝击败的东西突厥也属游牧民族，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唯一一次怛罗斯之战以全军覆没告终，包括杜环在内的大批将士工匠被俘，唐朝军队再未越过葱岭。唐朝与吐蕃（藏族的先民）之战也互有胜负，但总说来，吐蕃处于扩张，一度占领过唐朝首都长安。
至于文化方面，由于一定的文化都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所以很难有优劣之分。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也不能简单地比较出先进或落后。例如罗马的主要建筑都用石料，大多以大理石装饰，而汉朝的建筑为土木结构，石料仅用于基础或装饰。在当时都显得壮丽辉煌，但经历风雨沧桑后，罗马建筑风采依然，唐朝建筑废墟难觅。不过唐朝人即使想造罗马式建筑，哪里有那么多大理石、花岗岩？要是没有地中海，罗马人又怎样将大理石运往北非？精神文明更难作优劣之比，今天还是如此。
总之，汉唐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也是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强国之一，汉唐雄风值得我们自豪和珍惜。但汉唐的直接影响范围集中于东亚，并未超出亚洲，一味夸大汉唐的作用有碍于客观地了解世界历史和不同文化，只会滋长盲目自大、固步自封的封闭意识，不利于改革开放。
相关链接
1、汉阳陵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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